任远（教授）
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
Ren yuan (professor)
The school of Television ,Beijing Broadcasting Institute
TEL:010-66091285(H) FAX:010-66091285 email:renyuan1227@mweb.com.cn

邓理峰（讲师）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25号 100089
Deng lifeng(lecturer)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China Youth College for Political Science
TEL:010-68412391 email:lifengdeng@sina.com

中文摘要

什么是人际性？人际性是指电视传播中收视情境人际交流的特征的概括。而
收视情境人际交流就是指在电视传播活动中，观众与电视节目，尤其是与电视节目中的媒介人物之间的心理互动。
人际性是电视传播在现代电视纪实技术条件下获得的一种可能性。和过去的电视传播活动相比，在现代技术条件下，电视传播活动的运作形态和节目形态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人际性”就是对这种变化的一种概括。
本文分析了收视情境人际交流产生的前提条件，即在现代纪实的技术条件下，人们社会交往的场所实现了与物质场所的分离。本文考察了人际性的内涵，剖析了电视传播中的两对关系——传者与观众，电视频道与观众的关系。
文章还对收视情境人际交流作了深度分析，提出了人际性理论实践的原则和策略。简言之，本文拓展了一个存在于众人心中而未能明晰地表达于字面的思路，这就是人际性思路。用这个思路来思考电视新闻节目的生产或者考察电视传播的效果，我们将会有一些新的发现。

Abstract
What is interpersonality? Interpersonality summari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ara-social interaction context of non-fictional TV program .And the para-social interaction a kind of psychological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V viewers and the TV program, especially the media characters ,in the communication process.
Interpersonality is a new kind of possibility that the television acquired with the support of morden television technology .Last decades have witnessed sea change in the operation and programming of television communication .The theoretical summarization of those changes is named “interpersonality”.
This thesis proposes that the precondition of para-social interaction in the TV communication process is the separation of social place from physical place with the constant progress TV technology, The thesis examines the connotation of inerpersonality and analys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ommunicators and TV audiences, TV channel and audiences . The thesis also makes in-depth analysis for the para-social interaction and suggestes that basic principal and strategies of interpersonality for TV communication..
Simply put, this thesis broadens the scope of interpersonality thinking which can be applied to explain the production of TV program and the media effects effectively.

　　　　　　　　　　　　　　　　　　　　　　　　　　　　　　　　　　　　　　　　　　　　　　　　　　　　　　　　　　　　　　　　　　　　　　　　　　　　　　　　　　　　　　　　　　
　　　　　　　　引言
在中国大陆，有关电视传播特性的研究，自20世纪五十年代电视事业诞生之始就从未停止过。进入八十年代，随着国家“四级办电视”政策的颁布与实施，电视作为大众媒介和宣传工具，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渗透进了寻常
百姓的生活。电视传播特性的研究也随之兴盛起来。倘若我们对已有的有关电视传播特性的研究成果做一番检视，可以发现，在谈论电视传播特性的时候，研究者使用了各种各样的词汇来描述电视传播，传真性、兼容性、共时性、家庭性、参与性、现场性等等，不一而足。不同的研究者在描述电视传播特性时使用着不同的词汇。这也反映了研究者不同的研究视角与思路，以及揭示出来的电视传播特性的不同层面。综观现有的诸多成果，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研究者都承认电视具备创造面对面的交流情境的可能。家庭里近距离的收视方式使媒介人物(如记者)的谈话成为与观众之间的人际交流，视听结合的现场性也使观众的视点跟随摄像机的镜头进入电视空间，实现“身临其境”的心理参与。
美国媒介理论家保罗·列文森(Paul Levinson)曾对媒介的技术进步做过研究。他的结论就是：大众传播科技进步的总趋向是，媒介纪录越来越保真，越来越接近生活实际。(1)从电报到电话，无声电影到有声电影，黑白电视到彩色电视，这些毫无疑问都是人类传播史上里程碑式的进步。而这种进步的意义就在于，它使媒介越来越不像一个媒介，而更像生活真实。传播科技
的每一次进步都意味着通过媒介实现的交流朝着人际交流迈进了一步，媒介纪录朝着保真生活的方向迈进了一步。
很明显，刚才我们是循着从低级媒介到高级媒介的思路来做描述。其实我们也不妨来做一次逆向思维的描述，反过来看看高级媒介如电视比低级媒介究意多了些什么，其进步具体体现何在。我们会发现，在现在的大众媒介中，电视传递的信息视听兼备，最为丰富。媒介仿佛是一个与生活真实“相克”的滤器，越低级的媒介滤掉的生活真实的信息越多。而唯有电视能较完整地直接传 递生活原生态信息，对生活真实的过滤降至最低限度。因此，在现
代电视纪实的技术条件下，过去需要亲自在场才能耳闻目睹的信息，如今是足不出户即可知晓和体验。比如，收看世界杯足球赛直播，或1997年CCTV香港回归72小时现场直播。因而在电视时代，“场所”一词似乎应该有新的涵义。
不过，无论电视画面如何地逼近生活真实，传播者的镜前谈话或播音如何能酷似人际交流，但从观众接收的角度来看，电视画面仍旧还不是纯粹的客观真实，传者的谈话或播音也只是一种准人际交流。因为观众无法步入电视的声画空间，直接与画中人发生日常性的接触和交流。以考察和研究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交往而闻名于世的美国社会人类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曾提出过一个“共同在场”的概念。(2)何谓“共同在场”？依据戈夫曼主张，共同在场就是以身体的空间性为基础，行为人在明确定位的情境下与他人进行的日常接触。因此，真正的人际交流就得具备共同在场的充分条件，而且也只可能发生在那些物质上在场的人之间的“无中介”接触当中。然而现代通讯科技提供的物质条件已经改变了这种观念。“场”与“场所”已经被扩展到几乎与地球相等的范围，“地球村”概念日益为人们所接受，包括电视和互联网在内的媒体越来越成为“人体的延伸”。各种现代电
子媒介已经使得中介性接触也可以带有共同在场情景下的某些亲密性。从而使它成为一种特殊情景下的人际交流（比如电视节目主持人或播音员与观众之间的交流），我们称之为收视情境的人际交流。
如果说，人际交流实现的前提条件是行为人的共同在场；那么，收视情境的人际交流实现的前提条件又是什么呢？
正如前文所述，现代电视纪实使得人们无需共同在场，却可以耳闻目睹该场域(如世界杯足球赛直播)中的信息，可以实现与媒介人物(如主持人或记者)同样具备人际交流亲密性质的人际交流。也正是基于此，我们提出，“场所
”一词在电视时代可以有新的意蕴。也就是说，人们“社会交往的场所可以从自然物质场所中分离出来”，(3)促使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从特定的物质场所中解脱出来，(4)实现一种新的互动方式，这就是收视情境人际交流的方式。毫无疑问，收视情境人际交流不同于人们共同在场，日常情境下即时互动的交流，也不同于人们通过阅读信件或书籍实现的交流。收视情境人际交流可以超脱时间和空间的束缚，它可以发生在早晨“东方时空－面对面”节目时间里敬一丹与观众之间，也可以发生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和人民群众之间(比如通过电视重新收看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尽管邓小志同志已逝世三年了。
简言之，收视情境人际交流实现的前提条件就在于，在现代电视纪实的技术手段下，人们社会交往的场所实现了与自然物质场所的分离。
如果有人对电视节目主持人和记者在节目中的语言做一番统计的话，“观众朋友”大概会是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实际情况也大抵如此。电视收视行为日益“日常化”和“仪式化”，这使得媒介人物(如主持人、记者等)事实上已经融入了广大观众日常生活的流程中，观众可以经常在一天中的某个固定时间段与自己喜欢的主持人共同分享一段传者的公共生活。北京大学的人
类学学者王铭铭曾对人们是如何可成为“朋友”有过精当的阐述。“成为朋友与成为‘堂亲’和‘亲戚’不同，它不是以‘命定的’家庭与婚姻关系作为‘自然条件’，而是以后天的经历为条件，其促成的过程包括共同的场域与经历——对场景和经历的类似反应——对场景和经历的共同记忆——巩固性交流(如互助)。”(5)观众对媒介人物的节目收视日积月累，天长日久，无疑可获得一种共同的生活积淀，而这种积淀将不可避免地会使观众，尤其是“忠实观众”在收看节目时获得一种节目本身之外的意义。
主持人称呼观众为“朋友”，主持人心目中的“观众朋友”自然只是一个缺
乏明确指向而宽泛含糊的对象，电视传播毕竟还是一种单向传播。但在观众的心目中，主持人(及其他媒介人物)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朋友——媒介朋友。
基于这样的理论构想，我们大概会对日本电视社会学家腾竹晓的名言“电视是人们请进客厅的客人”有更深入的理解。而且，对于眼下有关电视的流行说法，“电视是儿童的保姆，老人的生活伴侣”，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提法之所以广为认同并流行，不仅仅是因为它成功地运用了修辞格。与电子媒介出现之前的人相比，生活在电子时代的人们多了一种类型的朋友——通过收视情境人际交流而结交的媒介朋友。CCTV《夕阳红》主持人沈力生病的消息一传出，不日即收到一堆药品和一封封言语切切、充满关爱的信件。之所然，原因大概就在于此。
总而言之，基于上文论述，本文提出了“电视是谁?”的问题，目的不在于杜撰奇险怪谲的言论和问题骇人耳目，博取他人注意；而在于想提出“人际性”的概念，并尝试从这样一种视角——人际性——来研究电视传播活动，尝试到电视传播特性的堂奥中探赜索隐，以企从一个新的视角来理解电视媒介和电视传播。这是我的一个愿望。
不同的传播媒介会有其独有的传播规律，充分地认识，尤其是以开放和发展的眼光来认识传播媒介的局限性和可能性，这对树立正确的媒介观念至关重要。“有什么样的技术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传播方式。”(6)电视传播的人际性特征也正是在现代电视纪实技术条件下获得的一种可能性，电视传播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均因此而有了新的景观。本文试图阐述的观点就是，在现代电视纪实的技术条件下，和过去的电视传播活动相比，电视传播活动的运作形态和节目形态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人际性”就是对这一变化的理论概括。
对于人际性的探讨，本文将从“人际性”的具体内涵开始，接着再描述并分析电视传播人际性的两对关系，即媒介人物与观众，电视媒介与观众的关系，运用人际性理论诠释电视传播实践活动的一些现象和问题（有些是人们所熟知的，以至于习焉不察；有些则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本文还将重点讨论人际性理论在电视传播中的实践，阐述人际性在实践中的原则和策略。

第一章　　何谓电视传播的人际性？

第一节 　人际性理论先驱者的论说回顾

在深入探讨“人际性”概念的具体内涵之前，我们有必要追溯一下“人际性”概念的来由，并对人际性的先驱研究者的相关论说做一简要的回顾。
正如前文所言，人际性是在现代电视纪实的技术条件下，电视纪实语言发生革命性变化之后的结果。在中国的电视业内，这一革命性变化萌发于八十年代中后期。从那时起，中国电视纪实节目开始摆脱电影、报纸、广播等媒介的传播观念的束缚，探索电视独特的传播规律。电视观念日益精进，同期声被广泛地运用到各类节目当中，记者也从幕后走向镜前；访谈即是采访获取信息的手段，又是结构电视节目文本的一个重要元素。主持人从最初作为节目串场或转场的角色演进为电视人格化的叙事中介，直接和观众面对面交流。作为与电视业务界如火如荼的变革的呼应，电视理论界最为人们所关注的
就是节目主持人研究聚讼纷纭，众说杂陈的热闹场面。在诸多涉及电视传播的研究中，尽管“人际性”一词很少被提及，但这并不表示其所关涉的主题不曾被触及，只是尚未被统合在“人际性”一词之下。许多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分别就电视传播特性、记者镜前访谈、主持人等许多问题做了洞幽烛微、鞭辟入里的论述。我们可以在这里对人际性理论先驱研究者的重要论说做一回顾。
黄旦：在人们的一切社会活动之中，包括在新闻传播活动之中，参加者“仿佛是以双重身份出现的，既是非个性的社会角色执行者，又具有独特的人的个性”。因此可得出以下如是结论：新闻传播具有社会与人际的双重性。(7)
任远：我认为当大众媒介越来越发展，不能忽视人际传播的作用，应该把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很好地结合起来。谈话类节目其实就是通过大众媒体实现广泛的人际传播。(8)
叶家铮：人际交流引入屏幕，从传播学理、传播策略和传播效果各个方面，都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是电视超越其他大众媒体的一大“革命”。(9)
钟大年：同观众直接交流是现代媒介的特点。观众因素在电视创作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过去无论是哪种艺术，都很少把观众作为直接因素来加以考虑。而电视则更多更直接地在创作中引入观众的因素，经常让观众直接参与到节目中来，或使节目有更多可供观众想象和思考的余地。(10)
朱羽君：电视以生活自身的形态作为传播的形态，具有人际传播的特点，使广大观众能参与交流，形成反馈。电视纪实不论哪种方式，实质上是一种人际交流。电视作为大众传媒，它应尽可能贴近老百姓，让平民百姓有说话的机会，有和社会各界对话的机会，让纪实节目形成一种双方交流状态，更好地发挥电视自身的优势。(11)
刘京林：在大众传播活动中，传受者的心理互动具有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双重性质。(12)
综合以上诸位研究者的论述，我们似乎可以给电视传播一个新的定义：电视传播实质上是人际传播凭籍现代传播科技的放大和增殖。至此，我们也可以给人际性下一个简单的定义，即所谓人际性就是对电视传播中收视情境人际交流的特征概括。而收视情境人际交流则是指在电视传播活动中，观众与电视节目，尤其是电视节目中的媒介人物之间的心理互动。

第二节 人际性的内涵

电视传播的人际性的具体内涵可以从三个层次体现出来：媒介人物个体化的言语表述(语言层次)、电视纪实语言的直接性(情境层次)、电视作为社会的
公共论坛(环境层次)。
一 媒介人物个体化的言语表述
先明确“媒介人物”指谁。媒介人物就是指所有面向镜头(观众)讲话的人，可以是节目主持人、记者，也可以是接受记者采访的采访对象，三教九流均可以是媒介人物，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在报社工作的人时常碰到这样的麻烦：一篇人物稿写好之后，为了避免失实一般都尽可能送(传真)给原采访对象审阅。审阅后稿件只字未改的情况微乎其微。而订正之处十有八九是稿中记者与采访对象对话的实录部分。“这不是我的原话”，“这不是我原来表达的意思，走形了！”等等。其实之所以
出现这类问题，主要原因还不在于记者的马虎与失职，而是经过中介性文字转述或纪录，采访对象的原话传递的信息已经经过了一次过滤，有时辞不逮意也在所难免。
现在重新反思一下昔日工作中的这一麻烦，发现其实有深意潜藏其中。将采访对象话落实为文字记录，光这一道程序就滤走甚至歪曲的信息何其多哉！这大概也很能够解释，为什么在近些年记者因新闻报道而走上被告席的众多诉讼案例中，报刊媒体的记者“独领风骚”。之所以然，寻根究底，可以在报刊媒体所使用的媒材上找到答案。报刊媒体上的报道，即便是最具有人际交流色彩的体裁——人物访谈，以一问一答的模式登载，但它所记载的仅仅
是记者与媒介人物之间交流的文字记录，它是从言语互动的生活情境中剥离出来的。媒介人物在言谈过程中其面相身势所传递的信息已荡然无存。
报刊媒体的这些劣势和局限性也正是电视媒介的优势和可能性。当媒介人物面对镜头(观众)讲话时，观众的感知方式和心理反应是和日常生活中与人交谈时的情形一样的。观众不仅仅根据媒介人物说了些什么来做出自己的判断，而且还可以根据媒介人物的附着符号来判断。
何谓附着(于人的)符号？“附着符号是指语言符号以外，一切伴随着人、附着于人的符号，如声气息、面部符号、身势符号、伴随的物理符号(物体)。多方面的附着符号，形成了一个与话语同步的符号集合，于是成为符号束。”(13)附着符号本身也具有视觉或听觉形象。因此能和媒介人物的语言一同作用于人的视听感知。附着符号同样也能“说话”，有时甚至比说话还说话。在生活中，这是每一个人都能认同的。在理论研究中，还有研究成果可以佐证。人类学家阿尔伯特·麦洛宾(Albert Mehrabian)对人们交谈时信息传递的情况做过研究，结果发现：人们在交谈时，传达一项信息的总效果=言词7%+声音38%+面部表情55%。当然，这项研究的数字假若准确的话，人们交
谈时实现的相互理解就有90%以上是得自于附着符号的功劳。
今年(1999)年是中央电视焦点访谈节目开播五周年纪念，四月中旬CCTV-１还特意组织了一场晚会来庆祝开播五周年纪念。并对五年来一些影响广泛的节目做了一次回顾，重放了一些节目如《难圆绿色梦》的精彩画面。我们发现，在这些画面中，媒介人物的言语不多，但媒介人物的形象却让人过目不忘。《难圆绿色梦》中的媒介人物徐治民，一位在家乡园子塔拉种了一辈子树，为植树治沙耗尽了心血的老人。1995年，徐治民老人种植的防护林被急功近利的村民毁于一旦，甚至村中的“树王”——老人最引以自豪的业绩也未能幸存。画面上，82岁的徐治民年迈气虚，已是风烛残年，话很少。老人坐在“树王”遗下的树垛旁边，黯然神伤，默默地流泪。
徐治民作为媒介人物与观众之间的交流是无声的心传。这样的心理互动是无比深沉的，它能深入人的内心，通达人的灵魂。年事已高的徐治民气息虚弱，言语含混，加上苦心经营半辈子的防护林被毁，心情沉郁，非常寡言。因此，徐治民说过些什么，观众很可能记不住，但是焦虑和无奈的神态则可能是刻骨铭心的。
这就是电视传播的威力所在，它既可以记录媒介人物的言语表述，也可以记录与媒介人物的言语表述同步的附着符号，而附着符号则传递着语言无法承载的感情信息。二者结合便构成了媒介人物个体化的言语表述。
很明显，媒介人物的言语表述之所以有“个体化”的特征，这里特别强调了附着符号参与人际交流的作用。附着符号的参与，也就是“非语言传播”。“非语言传播”是一个电视业内人耳熟能详的一个词，因为前两年火爆的主持人研究使得许多人都参与或闻听过有关“非语言传播”的讨论。非常有意思的是，前两年“非语言传播”的研究者似乎只关注节目主持人及出镜记者的非语言传播将怎样改观电视传播的效果，而对其他媒介人物如接受记者采
访的采访对象则视若无睹。这显然是研究视野中需要清除的一个盲点。
以上分析的是媒介人物个体化言语表述的附着符号部分，下面再来看个体化言语表述的语言本身。
将媒介人物个体化的言语表述用作结构电视节目文体的元素，它首先冲击的就是旧有电视传播模式中解说词的地位和角色。在中国，这一变革的标帜就是《话说运河》类节目的式微和《望长城》类节目的勃兴。媒介人物的个体化言语表述化解了画外解说词的生硬死板和非人格因素，将过去游离在画外的“上帝之声”变作媒介人物与观众之间面对面的交流。这使得严肃、抽象
、概括的话语和具体的人对应起来，也因此具有人格特征和个性色彩，而且还保留了语言本身的生命迹象。解说词在电视传播中由盛到衰的嬗变，非常有代表性地展示了电视从非人格媒介到人格化媒介演进的过程。
当然，必须承认的是，最使电视传播具有人际性特征的，还是在电视传播活动中引入节目主持人和出境记者作为联结节目与观众的中介。“‘主持人’在纪片中、纪实节目中出现，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共同的，只是时间早晚问题，因为它有内在的必然性，是电视人际传播的必然走向。”(14)关于这一点
，本文归列出专门的一节来阐述(见本文第二章)。
二　电视纪实语言的直接性
这是电视传播人际性的内涵在收视情境层次上的体现。与报刊语言相比，电视纪实语言最独特之处就是视听同构，除了可以完整记录媒介人物个体化的言语表述之外，还可以全息展示附着符号和媒介人物所在的信息场，它保留了生活原生态，具有多义性的特点。
信息理论认为，“信息不是事物本身，而是事物的存在方式和运动状态，以及关于事物存在方式和运动状态的陈述。因此信息在形态上可分为两大类：直接信息——事物的存在方式和运动状态本身，这种信息本身是无序的，它
通过感官引起知觉活动。间接信息——关于事物存在方式和运动状态的陈述，这种信息是有序的，它通过感官直接影响理智活动。”(15)因此可以说，媒介人物的言语表述传达的是间接信息，而图像传达的则是直接信息，它的能指和所指是重叠的，因而一看就懂。
正因为电视纪实语言保存着生活的原生态，传递的是一看就懂的直接信息，因而观众在读解电视纪实语言时的依据，就是日常生活中的视听感知经验。这也正是电视传播人际性存在的另一个基础。
接下来我们就对电视纪实语言的特征做较为细致的分析。很多研究者都曾对电视语言的特征做过归纳，见仁见智，均有独到的把握。我认为电视纪实语言的特征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来分析：表情性、立体性、多义性。
表情性 这是指媒介人物在特定的语境中讲话时，电视画面对与语言同步的面相身势、声气息等附着符号的准确记录，它能传达丰富的感情信息。这是电视独有、其他媒体语言符号所无法企及的强势。
人与人之间语言表达能力确实有高下之分，有人伶牙俐齿，口若悬河，而有人则笨嘴笨舌，言不逮意。但是人们的表情能力确不存在这样悬殊的差别。七情六欲、喜怒哀乐，人人都有，并没有谁水平高谁水平低的问题。许多在
社会上产生强烈反响的新闻节目，往往是由于节目中“煽情因素”的成功捕捉。有关这一问题，因与本文“附着符号”部分的内容一样，在此不再赘述。
立体性 立体性也就是指电视纪实语言的信息场，它主要传达的是媒介人物与他人的关系，以及媒介人物与环境的关系。
何谓场？场是一个物理学的术语，指物质存在的一种基本形式，具有能量、动量和质量，能传递实物间的相互作用，如电场、磁场等。电视传播“信息场”的概念就是对物理学“场”概念的仿用，这是朱羽君教授的一个创造。信息场就是在一个场面事件中，其行为动态的相互关系、形象、声音、环境、氛围、心态等共同积累出的可供观众观察和体验的时空。(16)
电视是视听媒介，电视纪实语言是视听同构的语言，因而电视语言中的视听元素应该和人的视听感官系统一样取得相对的平衡，而不该作谁为主谁为辅区分。不过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过去的电视语言一直存在严重的视觉偏倚。而当电视技术条件为电视带来新的可能性的时候，视觉偏倚的传播观念仍以其强大的历史惯性影响着电视传播的实践活动。正因为如此，时至今日许多人仍然忽视声音形象的纪录。这也是电视传播人际性实现过程中的一个莫大障碍。
因此，“信息场”概念的提出可以说是电视纪实观念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革命
，它提醒人们，声音(人声、环境声、音乐)是电视纪实语言的有机构成，和视觉元素一样，声音具有丰富的表现能力，同样可以使观众获得画面的空间立体感，因而不可等闲视之。这其实应当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道理，因为声音的方位感、运动感和空间感在日常生活中也是我们习以为常的视听感知经验。
“信息场”概念除了强调画面的声音形象之外，另一个核心内容就是媒介人物与环境的关系。媒介人物通过直接的言语表述和观众面对面交流，同样也在“讲话”的是媒介人物所处的环境。媒介人物的语言表述与环境是融合在一起的，这也正可以解释为什么新闻纪实类节目在介绍媒介人物时多采用广角镜头来拍摄。而且，这也召示我们这样一个道理：在拍摄媒介人物时，环境的选择标准除了以画面构图的美学标准为依据之外，还应考虑该环境的信息含量，用这样的背景可以无声地告诉观众些什么。
多义性 电视纪实画面表现的是生活的原生态，因此在表达含义时就具有多义性的特点。画面的多义性，这其实就是日常生活中客观事物本身具有的多义性，这也是电视纪实语言直接信息的形态特征。
为什么这么说？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
一方面，电视纪实语言没有最小信息单位。在文字语言中，单字或联绵字就是最小的信息单位，如“马”或“仿佛”“妯娌”等。正因为文字语言具有最小信息单位，因而文字语言的句子可做编辑调整而不影响意思。这种例子随处可见，而在汉语言中其极端的表现就是对联的回文修辞手法。比如，“客上天然居，居然天上客；人过大佛寺，寺佛大过人。”这幅对联正着读和倒着读意思都不变。
但是，电视的视听语言却不存在最小信息单位，仅一个镜头其画面就有无数的信息。面对一副静帧画面，由一百个人来描述，就会有一百种答案，而且这一百种描述也难于穷尽该画面的全部意思。正因为如此，我们汉语文化的
话语系统中有“言不尽意，立象尽意”的说法。有人对美国的“新闻六十分”和纽约时报作过比较，结果发现“新闻六十分”的解说和媒介人物的讲话若用文字记录下来，其数量竟然还不及纽约时报一个版面的文字量。个中缘由大概也正在于此。
另一方面，电视画面语言的影像符号本身不存在道德倾向和价值判断。电影《巴顿将军》的开头常为人们所称道。影片第一个画面就是美国的国旗以及一个军人铿锵有力的步伐声由远到近。单就画面而言，人们所能看到的也就是一面国旗而己。可是，当步伐声由远及近，以至国旗画面右下角出现了一个细小的人影时，导演要表达的意思“美国的伟大”才开始凸现出来。所以，影像符号只有通过恰当的组合之后才可能使其具像形态获得抽象的表意作用。而观众对影像符号具像形态的抽象表意做怎样的读解则有赖于其读解能力。每个观众都会根据自己日常生活中的视听感知经验来读解，对影像符号的同一具像形态，不同的观众会做出不同的抽象概括。
三　电视作为社会的公共论坛
传播学泰斗英尼斯和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有一个有名的命题：媒介不仅仅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环境中的人之间传递信息的工具，媒介本身即是环境。(17)美国媒介理论家乔舒亚·麦洛维茨(Joshua Meyrowitz)将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和戈夫曼的情境理论融合起来，认为每一个媒介都是一种新的社会交流的场所(Solial Place)。(18)
上述两种论说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我们可以把电视视为社会的公共论坛。电视的共时性传播、收看的仪式化等特点均使电视具备成为社会公共论坛的可能和条件。
40多年前，我上中学的时候，由于学校没有大礼堂，每逢学校开大会，全校两千多师生都汇集到大操场上。如果惠风和畅，天气晴好，会议自然会“取得圆满成功”，可是如果遇上雨天或夏天的骄阳，这千人大会却是件让校工
挠头的事。后来学校每个教室都装上了有线广播。这之后，学校若无重大事情，会议都成了广播会议。校长在广播室，而师生则在各自的教室，会后班主任则组织大家讨论，领会校长讲话精神。
对照一下中学时的广播会议与今日的电视传播，二者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处。其不同之处就在于电视观众更为零散地分布在千家万户之中。电视有两点让其他媒介难以望其项背，一是传播的共时性，二是观众群的庞大。或许，黄金时段收视率最差的电视节目其观众量也将会是一位作家所不敢想象的书籍发行量，那怕是最走红或最狂妄不羁的作家。1999年4月初，中央电视台一套在黄金时段现场直播了重庆綦江虹桥垮塌案的庭审。綦江虹桥一案经“焦点访谈”曝光之后，激起巨大的民愤，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因而虹桥一案的庭审直播备受人们注目。不妨设想一下，虹桥一案庭审直播的翌日，走在街头，来往的人群中几乎每两人就有一人在昨天的同一时间有着类似的经历。可以想见的是，人们将在电视机前、办公室、学校、酒店、餐馆、弄堂等各种场所不约而同地议论綦江一案，发表自己的看法。
这就是作为社会公共论坛的电视。
问题的关键不仅仅在于大家在同一时间段里都收看了虹桥跨塌案的庭审，而
且还在于大家都知道别人也看了虹桥跨塌案的庭审。这使得人们对于虹桥跨塌案及类似的重大社会经济问题的讨论油然而生，顺理成章。而这也是电视传播的本意所在。媒介人物与观众之间的沟涌交流只是电视传播的一个手段，其终级目的并不停留在“传者—观众”之间的沟通交流，而在于社会大众的交流。电视媒介只是一个事实和观点的集散地，是一个信息的运输系统，是促进社会大众实现理解和对话的触媒与推进器。一言蔽之，电视传播活动是一种“从公众到公众的交流”。(19)
当然，电视作为社会的公共论坛，它并不是一个实体概念，这样的论坛是虚拟性的或称想象出来的。社会学家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称参与这种论坛的群体为“想象出来的群体”。安德森描述的是报纸的读者，但对电视观众来说，其情形有过之而无不及。安德森说： “这个大众仪式的重要性(黑格尔曾说，读报是现代人的晨祷)说来矛盾。读报是静默无声的私下活动，是在脑门之内进行的。然而，每位在进行沟通、读报的人都很清楚，相同的这个仪式同时也有数千人(或数百万人)进行着，这些人确定是存在的，但他们到底是谁，他又一点也不知道。而且，年复一年，这个仪式每天都在无
休止地一直重复。对于这样一个世俗、由历史时钟所定位的想象出来的社群，又有什么样的形容能够比之更为栩栩如生呢？”(20)

第二章、电视传播人际性的两对关系

在电视传播活动中，媒介人物与观众之间心理互动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在这一活动过程中存在很多种互动关系，如微观层次上的观众与镜前的主持人、记者的关系，观众与采访对象的关系，观众与演播室嘉宾和观众的关系，还有更宏观层次的关系，如观众与电视频道的关系，等等。当然，在诸多关系中，最为稳定也最为重要的关系有两对：传者(主持人、记者)与观众的关
系，电视与观众的关系。
第一对关系实际上是传者的职业角色与观众之间的关系，是微观层次上互动关系的一种。我们对这对关系的分析将以传者为出发点，因为电视传播虽然具有浓厚的人际性色彩，但终究是大众传播，传者在传播活动中占有主导地位，是传播目的、任务的制定者和传播活动的主要操作者和引导者。
第二对关系实质上是电视的媒介角色与观众的关系，是宏观层次上互动关系的一种。对这对关系的分析将以观众为出发点。这里的分析是从整体上考察电视传播活动，而分析的重点则是在观众接收的情形上。
而这两对关系之间的关系就在于，以传者职业角色与观众关系为代表的微观
层次关系，共同整合成为电视的媒介角色与观众之间的宏观层次的关系。

第一节　传者的职业角色与观众的关系

在节目中设置主持人作为传受之间的交流中介，使电视从一个冷漠的信息工具变成可以信赖的交流对象，这是电视语言遵循电视传播规律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在中国电视史上，这个里程碑就是《望长城》的问世。(21)
“传者(主持人、记者)——观众”之间的关系，表面上似乎是传者与观众之间的一种带有强烈个体色彩的交流。比如中央电视台《夕阳红》节目主持人沈力。有一次，沈力在节目中谈到老年人怎样对待黄昏恋的问题。对于沈力而言，她营造的交流氛围就是一种三两个人促膝谈心的氛围。但实际上细究起来，沈力与观众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如日常生活中的对话关系。因为荧屏上的沈力，不是生活中的沈力。在荧屏上，沈力是一个职业角色——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身份出现，并和观众交流。
在英语的电视媒介研究类的文献中，称呼电视节目主持人通常有两个词：Anchor和persona，第一个词人们都不陌生，前些年有关主持人的讨论该词用得最为广泛。第二个词的知名度则逊于前者。这是一个拉丁词，有两个含义：(1)小说、戏剧中的人物、角色。(2)在社交场合装出的一种伪装外表。这层意思是该词在拉丁语中的原意。
考证一下英文“主持人”一词的发展脉络，这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迪。这就是，我们可以用印象管理的理论来分析“传者——观众”关系。
什么是印象管理？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是指有意识地控制别人形成自己所需要的形象的过程。在人际交往的场合中，行为者选择适当的言辞、表情或动作，以使知觉者对自己产生某种特定的看法。
这个概念来自于美国社会人类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在他的名著《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现》一书中，戈夫曼对“印象管理”做了详细论述。戈夫曼认为，“人在生活舞台上演出的种种行为和戏剧表演一样，分前台和后台。前台有两个部分，一是展现于观众(即交往对象)面前的一种布景(The Setting)；二是个人门面，包括年纪、性别、发型、服饰、面部表情等等。人们一旦进入前台，就会将自己的种种外表和举止同他人的期望相一致，若要做到这一点，位于前台的人必须以理想化的形象、表达的控制及一定的社会距离等手段来取得观众的信任和尊重。”(22)戈夫曼举例说，一位科学家在其实验室里谈论研究成果总是要比他在打高尔夫球时谈论该问题让人觉得更具有权威性。
其实戈夫曼的印象管理理论所描述的情形与莎士比亚在《皆大欢喜》中写的一段有名的台词有相似之处：“全世界都是一个舞台，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是演员。他们各有上场与下场的时候，一个人在一生中扮演着许多角色。”
以印象管理的理论来分析电视节目主持人，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主持人不仅仅是代表个人，而且还是栏目的代表，乃至一个新闻媒体的代表。
也正因为如此，荧屏上以职业角色出现的沈力，总是那么真诚热心、亲切平和。这不只是沈力个人个性、气质的外化，也是《夕阳红》栏目编创人员对该节目的一种定位。根据该节目的宗旨，老年人历尽了人世的风雨磨难，不愿意再看到自己身边有太多的动荡与不安。因而沈力的节目从来不谈论让老年人伤心和憔虑的话题，如下岗、东南亚金融危机、黑手党绑架人质撕票等等。每位主持人和记者对自己在荧屏上以什么样的职业角色出现，通常都有比较明确的定位。而传者职业角色定位的结果就是人们在荧屏上经常看到的比较固定的公共形象。而这种公共形象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传者——观众”关系是否融洽以及“传者——观众”之间互动的正负效果。(23)
传者的公共形象是怎样在观众当中树立起来的呢？一是依赖观众对电视节目日积月累的仪式性收看；二是依赖传者的信誉。
在这里我们着重分析传者信誉。根据北京大学龚文庠教授的观点，传者信誉有三个内容：可信度、吸引力、权威。(24)下面我们就按照龚文庠先生的理论框架来对传者信誉做深度分析。
可信度 可信度是指主方的品格使客方感到主方传达的信息是值得相信的，它包括专长和可靠性两个方面。但对于传播者来说，主要是专长的问题。专长就是传者要有足够的智慧、知识、经验和能力来谈论他所谈论的问题。中央电视台中午时间段的节目“今日说法”，其编创人员有的就是法律专业科班出身，拥有律师资格证书，他们谈论法律问题能做到言之有据，持之有故，可信度自然较高。当然，也有的主持人或记者对自己所谈论的问题知之不多，却又不得不要谈论该问题，这时捉襟见肘的尴尬局面也就出现了。这不免有“以已昏昏，示人昭昭”之虞。
吸引力 吸引力有两个内容：一是传者外观形象；二是传者与观众的共性。
先说外观形象。传者的外貌、气质给人“好感”，这就是一种吸引力，而且这也是最具有个人特色和情感倾向的因素。观众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根据传者的外观形象来判断传者的人格。
以貌取人，曾经是我国电视业内选拔主持人的金科玉律，尤其是在八十年代。在那个年代，要当主持人首先得具备两个自然条件：长得好看，嗓音好。这其实是一个误区。节目主持人的发源地美国当年在挑选主持人时也犯过同样的错误，一味地启用娱乐明星来主持新闻节目。但最终的结果却是“记者战胜了美女”。现在美国有名的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几乎都是记者出身。(25)九十年代之后，我国电视界也开始破除以往的清规戒律，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一批相貌平庸但才华出众的人走上了荧屏。
当前，传者的吸引力更多的是来自共性。人以群分，人们都往往更容易与自己相似的或相近的人打成一片。共性有两类，一是社会群体共性，指民族、
年龄、性别、阶层等；一是态度共性，指观念共同。这样也就很能够理解，为什么中央电视台“大风车”节目的主持人刘纯燕三十多岁了，在节目中却然以小孩子的形象出现。有共性的人，才可能相互吸引。传者也正是经常抓住这一特点来创造轻松、亲切的交流氛围。1998年3月25日“东方时空·生活空间”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为了保护河流上游的生态环境，兴安岭林区某林场的工人放下斧头、锯子转行的故事。主持人敬一丹在紧随其后的“面对面”栏目中就谈及自己当年在大兴安岭林区做知青的一段经历，以此来引
出有关保护江河源头生态保护的话题。这使当天的“面对面”有些不同寻常，相信全国各地其他与林区相关的人看完后，会有一番普通观众体味不到感触。
权威 有人将权威分成三类：奖赏权威、惩罚权威、角色权威。奖赏权威可以通过物质或精神奖励来实现。比如公司老板给工作出色的员工加薪，这就是奖赏权威在起作用。反之，就是惩罚权威。
就传者而言，传者在观众心目中所具有的权威是最后一类，角色权威。“新闻节目主持人应该在荧屏上能给观众树立新闻信息传播者成熟、可信的形象，乃至权威形象。” (26)这是一种社会群体授予或得到社会认可的权威。
他们不能奖赏谁，也不能够惩罚谁，但他们具有特别的影响力，人们都会自觉地服从他。据说，当年美国的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克朗凯特比总统的影响力还大，克朗凯特的影响力自然是来自于角色权威。
以上是有关传者公共形象的树立的分析。接下来分析由于“传者——观众”收视情境人际交流和日常生活中行为人共同在场的人际交流的不同而带来的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另外还要匡正一个有关人际性的错误认识。
由于收视情境人际交流和人际交流在过程及人们的感知方式基本上是大同小异，因此不少研究者都认为这两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和具体的经验策略可以互
相借鉴补充，相得益彰。(27)不过，电视的收看情境毕竟不同于生活中的交流情境，人们在感知的方式上存在较大差异，这意味着生活中的经验不可以完全照搬到“传者——观众”之间的收视情境人际交流中去。
这种差异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日常谈话是松散的，或者说，是有漏洞的。在日常情境中，无论是我们自己说漏了嘴，还是别人失言，许多时候我们根本就注意不到，只有在听别人说话时抱有某种职业“校对”的态度，才可能在说话的过程中捕捉到这些失言现象。
然而，作为媒介人物，传者在荧屏上的细微错谬或纰漏都要比日常谈话中的
惹人注意得多，因为荧屏前几乎每一个观众都是心明眼亮的“职业校对”。在观众的期望中，传者是吃这碗饭的，他就该伶牙俐齿，不该出错。这一点从新闻媒体有关新闻业务的政策也可知一二。在业务中，新闻节目主持人是不允许频频出错的，有的电视台甚至有明确的惩罚措施，小错轻罚，大错重罚。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呢？
简言之，就是电视的收视情境与日常情境存在差异。有人认为这是由于“在收视情境中，观众对传者的期望值高，而日常情境中，行为人对另一行为人没有这样的期望。”单单这一种说法并不能解释问题的全部，因为有许多观众对传者并无过高期望，可他们也情不自禁地做起了“职业校对”。
其实，关键的原因还在于，在两种不同的情境中，人们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感知方式。在日常情境中，人们不可能全神贯注于对方的言谈举止，而是随时都将根据对方的谈锋来调适自己的言行来做出回馈。然而，在电视的收视情境中，由于电视单向传播的特点，观众可无所顾忌，慵懒地斜躺在沙发里，可以非常“不礼貌”地目不转睛地盯着荧屏上的媒介人物，在这种情境中，人人都是“职业校对”也是情理之中的。
从这样的角度来分析，我们也就可以明白，在主持人研究中非语言传播的研究缘何一直备受研究者的关注，而且至今长盛不衰。
以上分析的仅仅是收视情境中人际交流与日常情境中人际交流之间差异的一个方面，二者的差异还有一些，不过本文对此的讨论暂止于此。目的是想提出这样一个命题：对于电视传播中的准收视情境人际交流，一方面要注意到它与日常情境中人际交流的相似之处，“向中外社会生活中大量的人际交往艺术学习借鉴，滋养自身”。(28)另一方面同样要正视二者的诸多差异，如收视情境人际交流的大众传播的本性、传者的职业角色，乃至不同情境中人们的感知方式之类的细微的问题，等等，探索出电视传播收视情境人际交流本身独有的规律来，而不要在大众传播向人际传播学习借鉴的路上迷失了本我。就目前国内电视的现状来看，片面理解电视传播人际性的内涵，使得电视传播迷失本我的现象并不少见。有的主持人“模仿海外的导游小姐，嗲声嗲气，搬用MTV里歌手的夸张手势，左一个‘嗨’，右一个‘拜拜’，搔首弄姿、忸忸怩怩。”

第二节　电视频道的媒介角色与观众的关系

这是最容易被人们忽略不计的一对关系，然而，这又是一对时时刻刻都存在于观众电视收看活动中的互动关系。
平时大家看电视，选择频道时的首要参照就是荧屏左上角的台标。我曾经有一个非常离奇的设想：假如有一天把台标都抹去，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呢？
我觉得这将是对每个电视频道的一次考验。如果我们经常读报纸的话，不看报头，单从报纸版面编排的风格，所选稿件等许多迹象均可以判断出来，这是一份什么报纸。当然，往往是办得有个性有特色的报纸，人们才可能辨别得出来。与此同理，设想将台标抹去的话，若观众判定不了这个频道是哪个台的节目，那么这大概可以说明该频道的平庸。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台标，我们发现台标存在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方便了观众选择频道。台标是电视台的一张面孔，当观众按动摇控板时，观众前方的电视机就像是演川剧变脸绝活的演员一样，不停地在变换着新的面孔。对于不同的台标，观众会有不同的期望值。
符号学认为，符号指的是具体的事物(声音或形象)，而符号的意义则是一个心理概念。符号和符号的意义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比如“白鸽”与“和平”。那么，符号的意义又是怎样与符号取得对应关系的呢？源自于社会背景或文化情境的孕育。符号的意义是社会赋予的，它是社会群体共同认定的结果。(28)
台标作为电视台的标识性符号，我们同样可以利用符号学理论来分析台标。
台标是电视台节目及其传者形象的表征，是电视台节目的品格和传者表现的一个浓缩。观众是先认可电视台的节目，而后才认可台标的。观众对台标的期望值正是来自于此。
德国的传播学者马莱茨克曾提出过一个有名的传播模式——大众传播场模式。
在这个模式中，马莱茨克认为，接收者心目中的媒介形象导致接收者对媒介内容的期望，因而可以认为这种形象将影响到接收者对内容的选择、感受和反应的方式。媒介的知名度和可信性是这一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29)
因此，我们可以说，台标是一个电视台媒介角色的一张面孔，是观众与电视
频道之间心理互动的参照。当然，这种参照是观众与电视频道之间互动关系不断调适的结果，而且这种参照也是发展变化的。因为任何一个电视台都有其特定的报道领域、报道方针、报道风格。用社会心理学的术语来描述就是，它们都在执行着各自的角色行为。这种角色行为一旦被观众认可，也就是说，符合特定的社会需要并获得相应的观众群，那么它就不再是电视媒介单方面的行为表现了，它要受到由此产生的特定的社会角色期望的规定和制约。
如果说，特定的电视媒介对其担任的社会角色的选择，表现了传者对观众的一种控制的话，也就是说，“观众只能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内容的新闻或者以什么样的方式处理了的新闻”，那么，观众对该电视媒介的特定的社会角色的期待也就表现了观众对于传者的一种控制，也即是说，我只想从你这个频道得到什么内容的节目，并且对这种讯息只准备这样评价和利用，而不准备那样评价和利用。(30)
可以举例来说。对于大陆的观众来说，若要想看严肃正统的时政新闻，观众自然会首选中央电视台第一套(CCTV-１)；想看音乐电视以消遣则可能会选V频道(channel V)。观众大概不会期望在V频道上看有关科索沃危机的报道，
即便有，这也会首先使观众顿感惊讶，进而对其内容的客观性、公正性、权威性提出质疑。这就好比当初倪萍从综艺节目主持人转行主持“文化视点”节目一样，观众对倪萍的定形印象(Stereotype)和既有成见使得倪萍的这一转化异常艰难，甚至引起许多人的微辞。
以上有关电视的媒介角色与观众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不仅仅是一种逻辑推导，它也得到实证资料的支持。
美国斯坦福大学传播研究所的两位教授克利福德·纳斯和拜伦·里弗斯(Clifford Nass & Byron Reeves)曾用实验心理学的方法来考察电视的角色与观众之间的互动关系。纳斯和里弗斯的实验对象是斯坦福大学的本科学生，实验的方法大致是：将22名学生分成两组，分在两个房间，房内各摆有一台电视。不过一个房间放的是专业频道的节目，而另一个则是综合频道的节目。看完节目之后，由学生对节目做出总体评估。
实验中，两位教授发现，同样内容的新闻节目，观众对新闻频道(专业频道)的新闻节目的评价要高于综合频道的新闻节目。同样，观众对娱乐频道的娱乐节目的评价也要高于综合频道。他们因此得出结论说：“一旦我们期待一个人有较稳定的行为方式之后，这个人就被我们加上了框框，也就是说我们赋予了这个人以角色。因为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对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角
色期待，又因为技术使得电视纪录越来越逼近生活真实，为此，我们完全可以说，观众将会像要求和期待一个人的角色行为一样，来要求和期待电视的角色行为。”(31)
顺着电视的媒介角色的思路来看目前国内电视业存在的一些现象和问题，我们会发现这一思路有很强的阐释能力。有学者认为，“即将迈入21世纪的中国，观众已经逐步呈细分化的趋势，只有满足他们的精神文化要求，中国电视业才能进一步发展。而现实的情况是，我国的几十家省级电视台的节目类型需同，内容也较为接近，多样性和专业性明显不足，这必将电视业发展的重大障碍。”(32)因此可以说，适当地划拨出一些频道资源，走专业频道之路，这将是中国电视改革的方向性的参考标帜。当然这已是“电视媒介角色——观众”之间互助关系之外的一个新问题。

第三章　关于传受之间人际交流的分析

正如上文所述，许多研究者都认为在电视传播过程当中，传受之间具有日常情境中人际交流的某些特征，而且还有很多研究者就如何发挥人际交流的优势，改进传播效果发表过许多精当的论说。对于传受关系的这一特征，美国也有研究者以之为研究对象有过专文论述。不过，这一特征的论述或描述基本上都是研究者或传播者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依据本身的直观感受而做出的颇具思辩色彩的逻辑推断，很少有人从观众的角度出发来考虑该问题。而且也一直缺乏实证资料的印证，以及有关收视情境人际交流的深度阐述。当然，这一研究空白并汉有维持太久。顺着前人提出的研究思路，国外一些媒介研究者，如马克·利维(Mark R. Levy)、卡尔·罗森格伦(Karl Erik Rosengren)以及以一本《大众传播模式论》而饮誉中国新闻传播学界的瑞典传播学者斯文·温德尔(Swen Windahl)等人都曾就此问题有过深入研究。 第一节　观众是否承认传受之间存在人际交流？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1975年10至11月间马克·利维在纽约的阿尔巴尼县(Albany County)采用随机抽样的办法做了一次计量统计的分析。(33)利维调查的样本量为240人，利维要求受访人回答有关“收视情境人际交流”的七项陈述，其调查结果如下：（见表1）
大体上有一半以上(53%)的受访人同意收视情境人际交流的七项陈述，支持程度从最低的31%(陈述3)到最高的80%(陈述4)不等。这样，这项调查的结果就非常清楚地告诉人们，当观众收看电视节目时，传受之间的人际交流是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陈 述 非常同意% 同意% 不确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1、新闻主持人好像是你日常接触的朋友 6 46 12 31 5
2、我喜欢在自己家里听到新闻主持人的声音 6 41 24 20 8
3、当主持人表白自己对新闻的看法时，这有助于我接受该新闻事实 4 27 16 45 9
4、我喜欢将自己对新闻事件的看法与评论者的评论作比较 28 52 8 8 3
5、当主持人之间互相说笑时，这会使新闻事件更易于接受 27 39 10 16 8
6、当主持人的播报出错时，我会为之感到遗憾 14 37 12 23 14
7、电视新闻可以告诉人们新闻中人们的真实状况 8 38 20 30 5
表1

第二节　有关收视情境人际交流的深度分析

继马克·利维之后，卡尔·罗森格伦和斯文·温德尔也曾就传受之间的人际交流做过研究。有过，与利维的研究相比，罗森格伦和温德尔的研究更显得丝丝入扣，条分缕析。他们分析了(A):收视情境人际交流是在什么状况下产生的，(B):以什么样的方式表现出来，(C)：人们是抱着何种目的介入收视情境人际交流的，(D)：介入收视情境人际交流的程度情况等问题。(34)
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需求。我们可以有很多途径来满足这些需求，但考虑到生理上、心理上及文化上的多种因素，在多种途径中往往有最顺其自然的一种。比如以社会交往为例。社会交往的实现既需求一定的个人条件(如外向的程度、社会化程度等)，同时也需要具备环境所能提供的条件(有人可以交往)。当然，最顺乎自然的途径（简称正常途径）就是与人面对面地交流、聊天。但也可以通过功能性的替换途径(Functional alternatives)（简称替换途径）来实现，如听收音机，看电视。社会化程度高且外向的人，其个人条件和环境条件通常都较好，因而这类人依赖替换途径来实现社会交往的程度就低；而社会化程度低且内向的人，情况则反之，对替换途径依赖性大。这可以用图来表示：
环境条件（有人可交往、交际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等）
个人条件（外向程度、社会化程度、通情达理等）

满足 不满足
满足 A B
不满足 C D

表2 以特定方满足特定需求的可能性
在上表中，B、C、D都得依赖替换途径来满足需求，而A则可以以正常途径，也可以以替换途径来满足，从上表中我们可以判定，传受之间收视情境人际交流主要是在哪几种状况下产生的。
依据上表我们还可以对收视情境人际交流的性质作出分析。对于B、C而言，传受之间收视情境人际交流是补偿性的，因为他们均仅有一方面条件不具备
，一旦两方面条件具备的时候，他们仍然可以实现正常的人际交流；而对于D而言，收视情境人际交流则纯粹是替代性的，因为他两方面条件均不具备，只得依赖拟人际互动来实现与人交流的需求。
另外，观众是带着不同目的来介入传受之间的人际交流的。对于B而言，个人条件好，而环境条件不好，拟人际互动就是现实生活的一种补偿；如福利院的老人，监狱的犯人。对于C而言，个人条件不好而环境条件好，收视情境人际交流就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逃避，如性格内向的人；对于D而言，两方面条件均不好，收视情境人际交流就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替代，如性格怪癖以致为社会冷落的人。当然，以上所言均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参照表1，我们同样可以对观众介入收视情境人际交流的程度用图表的形式做一区分。
互动
否 是
位置 认同 否 A漠然 B拟人际互动
是 C不存在 D着迷

表3
首先解释一下位置认同。位置认同就是指观众想象自己和荧屏上的媒介人物共处于同一空间。很明显，A是指观众在看节目时完全是心猿意马，心不在焉；B则是收视情境人际交流，其介入程度较高，但很清楚自己的处，境这种情况最普遍；状况C根本不存在；状况D则是观众已完全介入了与媒介人物的互动，到了忘我的境界，如狂热球迷看世界杯足球赛。

第四章　人际性理论的实践：原则与策略

在对人际性的探讨中，研究者几乎都是清一色的以传者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这固然是由于传者在电视传播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决定的；不过，同样重要的一点是，所有关于人际性研究的努力，均是以电视传播能够获取面对面人际交流一样的良好传播效果为终极目的的。
接下来的有关人际性在实践中的原则和策略的探讨，也同样是以传播效果为
定向。
人际性的原则是指电视纪实播活动的总体指导思想，不遵循它就有可能失去观众，观众会换台。
人际性的策略是指为了吸引观众不换台，成功地完成电视传播的任务并实现良好的传播效果而要用的一些具体措施。

第一节　人际性的原则：服务原则

眼下，国内的观众对中央电视台自身的两个形象广告大概已是尽人皆知了，“有形天地，无限风光”；“中国中央电视台，真诚为您服务”。这后一句广告词就是人际性的服务原则。有人大概要说，提服务原则，其灵感十有八九是由于这句广告词的启发了。我的答案是否定的，而且我还否认是一种巧
合。我认为，这是在电视传播职能的问题上具有共识的结果。
那么，服务缘何能成为人际性的原则？
服务的范畴其实非常宽泛。有国家大政方针政策服务、法律服务，也有经济服务、文化服务、科技服务、生活服务，等等。据1997年全国观众收视情况的调查，了解世界，获取信息已成为观众收看电视的首要动机。在1992年的全国观众调查中，“娱乐消遣”是观众收看电视的首要动机。时隔五年，电视在观众心目中的定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生活节奏加快，使获取新闻、了解方针政策成为人们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寻求成功机遇的必要手段。
从全国观众收视情况的调查结果看，对观众而言，电视新闻传播过程是一个功利性的过程。也正因为如此，有的研究者认为，从传播者与接收者的关系看，传收双方是一种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传者所扮演的是受众服务者的角色。所谓受众的服务者，既指传播者是为接收者而存在，同时也指传播者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满足接收者的需要。(35)
我国早年的新闻理论家萨空了先生在探讨新闻的起源时，提出新闻事业也正是为适应社会的需要而产生、存在和发展起来的。萨空了认为，“人类最初注意新闻，决非出于人类的好奇心，实在是由于生存的需要，就是到了今日
，也仍然是与他们的生存关系最为密切的新闻，最为人类所首先注意，而且被注意的最为普遍，对桃色新闻不感兴趣的人在社会上很多，但是粮价的陡涨的消息却没有人不注意，不但传播的普遍，而且非常迅速。”(36)其实，若对外国新闻事业创始和发展的来龙去脉做一番考察，我们也将得出同样的结论。
所以说，服务原则是人际性的原则。

第二节　人际性的策略

策略就是计策与谋略。策略是无穷无尽的，每个人都可以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来创造，而且随着电视传播技术的发展，相应的策略也会随之应运而生。实际上，人际性的策略本身也有一个生命周期，存在一个兴兴灭灭，消长代谢的过程。欲想穷尽人际性的策略是不可能的。因为说白了，人际性策略就是传者为吸引观众不换台，并取的良好传播效果而采用的手段和措施。而构想这种手段和措施的灵感之源就是日常生活中的视听感知经验。如果某种手段和措施能够让观众感到，收视情境中的心理互动类同于日常情境中的交往互动，那么这种手段和措施就是行之有效的策略。
因此可以说，人际性策略将在电视传播技术提供可能性的基础上，参照日常生活视听感知经验而变化无穷。很多时候，人际性的策略是一种传者心中有而书上无的东西。
当然这并不竟味着人际性策略是无可捉摸的。人际性策略需要人们创造性地构想，更需要实践的检验。只有在实践中行之有效，且屡试不爽的手段和措施才可能晋升为策略，从而为人们习惯性地运用。

１．创造平等和谐的交流情境

情境是指言语行为赖以表现的物质和社会环境。在日常生活的交流情境中，行为人直接面对客方，可以通过直接观察客方的面相身势、或议论、掌声等即时回馈来了解的客方对自己的态度和反应。这是行为人共同在场的实情境的交流。但在电视传播的收视情境中，在媒介人物与观众之间的电视荧屏仿佛是隔开传受双方的一堵特殊的玻璃墙，观众可以耳闻目睹媒介人物的言行举止、音容笑貌，而媒介人物可看不见观众的存在。因此可以称这种收视情境为“虚情境”。在这种情况下，传者的第一使命就是创造平等和谐的交流情境，使传受之间收视情境人际交流的虚情境尽可能地向实情境靠拢。这就是情境策略。
情境策略是最为重要的策略，可以说是一个具有全局意义的策略。其实后面将要分析的各种策略基本上都是以创造交流情境为定向。
不过，不可否认，情境策略是坐而言易，起而行难的。怎样使收视情境人际交流情境由虚变实？
首先是要了解观众。对于传者而言，由于观众的社会结构、价值观念的多样
化，观众的形象其实是非个体化且含糊不确定的群像。这自然增加了传者了解观众的难度。但是，要在面对镜头时做到目中有人，产生观众的视像，那就必须了解观众，知己知彼，才可能有的放矢。了解观众的方法无非两种，一是注意前馈，即在制作节目之前，多了解观众的意愿和要求，倾听观众的呼声，甚至节目的选题就是来自观众，以增强针对性；二是重视反馈，即摆正观众来信、电话的位置。以此为据安排日后的节目。
其次是尊重观众。强调与观众协商对话，而不是板着面孔教训人。以平等的
态度、亲切的语气、问答式交流等形式来保持一种平等对话的交流状态。
尊重观众的另一个涵义就是尊重观众的智力水平和欣赏水平。有些题材的传播内容原本就纷繁复杂，而且社会生活本身也是动态的，传者若急于忽忙定论，无疑有失稳妥和明智。传者高人一等，充当真理化身，喋喋不休地向观众灌输定论的方式早已为人们所厌恶。实践经验也一再提醒传者，必须尊重观众的分析欣赏能力。现在的观众并不是单纯的被动接受者，而是积极的思考者。面对目益成熟的观众，传者适当地采用开放式的表述方法，让观众自己去完成节目留下的空白——有的要求观众有相关的背景知识来理解，有的要求观众完成推理自己得出结论，这样或许会有更好的传播效果。“与观众交流的关键并不仅仅在于是否面对观众讲了几句话，更重要的是要与观众进行思想交流和观点交换，承认观众是一个欣赏主体。”(37)

２．内容的选择和形式上的观赏性

内容的选择就是传者对传播信息的筛选和把关。由于观众在收看节目时是选择性的接触、理解、记忆，(38)因而从传受关系来看，电视纪实的首要任务就是满足大部分媒介消费者的消费需要。这有两个含义：一方面，传者要如实客观地为观众反映了实真相；另一方面传者还要满足观众对社会和政治的看法即民意。所以，我们又可以说，传者对传播内容的选择就是，传者站在公众的立场上对什么是重要内容的一种判断。
普通大众是电视的最主要消费者。毫无疑问，普通大众的媒介消费兴趣就是传播内容的取材方向。然而，逻辑关系这样简单明了的道理在实际上作中却知易行难。很多记者对这种长线投资缺乏热情和兴趣。的确，关注普通大众需要付出很多。它需要记者深入基层，研究群众的生活需求，分析群众的收视心理，还需要有敏锐的洞察力，来捕捉社会问题和群众的内心真实。记者在这方面时间和精力的投入是一种潜在的投资，其最后的“红利”同样也是
潜隐不显的。立竿见影的实用理性常常使许多记者热衷于手到擒来立马见效的“距机关抄简报”的报道模式。中央机关、地政府、公安法院等单位，这类地方仿佛是土质优良的新闻培植园，记者只需不时穿梭其中，无需费力耕耘便可坐享其成。中央电视台李东生先生曾对这种工作作风有过深中肯綮的批评：“跑机关，不下基层或少下基层，造成认识迟钝、思想僵化、语言呆板。腹中空空却又不得不装腔作势，最终是‘无源之水’”。(39)
在目前国内经济体制改革朝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大历史背景下，市场法
则在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都在显示着自己的作用，电视新闻传播活动也不例外。在这种背景下来讨论传播内容的选择，尤其显得有其实践的价值。商业性因素介入电视新闻传播活动，这的确给国内电视媒介的生存与发展的方式带来了一场变革，但这同样给电视传播内容的选择带来了一场变革。有的学者用“补偿网络”一词来描述这种变化，它包括两个方面：“资源——首先是经济资源的分配形态其相关的社会关系，以及这种形态和关系在新闻媒介内容中的反映。”(40)
当然，影响电视传播内容选择的因素，除了上述提及的新闻工作者自身及社会环境因素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原因。但不管外在因素怎么变化，服务公众利益，满足观众的媒介消费需求是电视人作为职业传播者应始终恪守的一个准则。美国传播学者约翰·麦克麦纳斯(John McManus)曾用“经济的”和“新闻的”两个词来给新闻分类。他认为：“经济的新闻”追求的是利润回报的最大化，而“新闻的新闻”则追求受众理解沟通的最大化。(41)显然，电视作为社会情况和意见沟通的机构，在选择传播内容时，无疑应当以“受众理解沟通最大化”作为选择的第一参照标准，而不是相反。
再说形式上的观赏性。观众看电视是项主观随意性很强的活动。由于收视环
境、收视习惯的特殊性，这使得电视的观赏性显得特别重要。电视节目只有具备观赏性，观众才可能“锁住频道”，乐此不疲地看下去。而这正是电视节目所承载的其他功能和作用得以实现的前提。否则，只怕“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
观赏性之于电视节目缘何如此要紧？这大致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一方面，收视群体的层次越复杂，收视群体成员彼此重叠的经验范围就越小。这样传者就必须尽力依赖传者与各群体成员共同的经验和知识储备，以企引起尽可能多的人的注意。另一方面，收视群体越分散，传者就越赖于辅助手段以使所传递的信息，能抵及每个群体成员。不过，由于传受之间并不是面对面接触，因而传受关系的维持缺乏政治上的强制性、物质上的刺激性或为对方负责的责任性来支持，是非常脆弱的。在这种情况下，传受关系的维持就首先依赖于观众收视过程中得到的愉悦和满足，而传播内容的信息价值次之。
观赏性并不就是纯粹的逗乐，它是包括趣味性、娱乐性等许多成份在内的能够激起观众收视兴趣而锁定频道的所有因素。对于传者来说，让高雅严肃的节目同时具备观赏性，这是一项需要智慧和创造力的工作。它需要传者准确地把握观众的审美习惯和收视心理，了解社会心态和潮流时尚，需要有丰富
步特的想象力和创造性思维，更要有巧妙的设计和合理的布局安排。一言以蔽之，它需要研究观众在收视情境(虚情境)中与媒介人物的人际交流，以及“媒介人物——观众”之间的传受关系。
让节目获得观赏性的方法很多，无人可以穷尽。但对每一种方法我们都得辨证地来分析运用；否则，滥用乱用，会适得其反。我们可以以很能体现电视传播人际性特征的“电视访谈”为例来作说明。
90年代之后，我国各类电视节目形态都注意用电视访谈来结构节目。这相比于以往的画面加解说，二者的交流方式有着本质的不同，解说体现媒介主体
与观众的交流,是转述；而访谈体现的是媒介主体与被访者的交流，观众是交流的沉默参与者，在观众看来，这是直述，是第一层次的叙事。由于电视访谈在结构过去时空和表现媒介人物的内心活动方面有着独特作用，以致现在的电视节目无一不用到电视访谈。
但事物有度，过犹不及。早在80年代，观众常抱怨：“打开电视，全是开会”，而如今的抱怨则变成了“打开电视，全是人头”。电视叙事离不开访谈，但访谈的滥用却束缚着电视画面长于表现过程和运动的强势的发挥。
由于大段访谈往往使叙事节奏变得缓慢拖沓，加之画面单调，因而当访谈接访谈的时候，也就是观众注意力游离、准备换频道的时候。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曾一度不得不做出硬性规定：每次人物访谈的出现时间一律不得超过30秒。

３．卫星和抠像技术的运用

利用卫星传输技术来创造交流情境的方法在目前国内电视纪实节目中已司空见惯，尤其是现场直播节目。近年来的几次大型的电视现场直播，如香港回归、三峡大坝合龙等几乎无一不利用到卫星技术和演播室大屏幕来创造交流感。比较成功的例子如，1996年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时，中央电视台的“亲人热线”，通过卫星和大屏幕技术，在北京，亲人在演播室里与远隔重洋的
运动健儿对话交流。
抠像技术用于创造交流情境的节目如今也不鲜见。抠像技术是电视特技的一种，它通过抠像技术将拍摄采访时得到的素材做特殊处理之后，与主持人或记者在演播室的场景做拼贴组合。抠像技术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制造了一种拼贴画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人物或事件从其原来所依附的时空区位中被抽离出来，重新与其他的人物或事件嫁接。它常来的结果就是，模糊不同时空区位中的人们之间的时空界线，给观众一种人际交流的幻觉。不过，严格说来，抠像技术作为电视特技在电视纪实类节目中的运用是有悖电视纪实真实美学的原则的。因此抠像技术的运用必须慎重。“纪实节目在编辑结构时，不拒绝特技的介入，而且要积极应用。但是要牢记，纪实节目的特技介入与文艺节目的特技是迥然不同的，他只是为了集约化地组织信息，使结构紧凑，他不能破坏生活素材的真实性和内在的信息传递方式。”(42)

４．不同景别创造出的人际交往空间

人际交往空间是美国社会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Edward Mall)的名著《无声的语言》一书中的一个关键术语。霍尔认为，人们对交往空间的感知和运用是建立在人类的生理基础上的，但这种空间的大小却会因为不同的文化而有所有同。(43)美国媒介理论家乔舒华·麦洛维茨(Joshua Meyrowitz)仿用霍尔的“人际交往空间”(Proxemics)创造了“拟人际交往空间”(Para—Proxemics)一词，用以描述电视中不同景别(特写、中景、全景、远景)创造的收视情境中的人际交往空间。不同景别代表的收视情境的人际交往空间关系，麦洛维茨列表作了说明：(44)
景 别 部 位 关 系
特 写 脸 部 亲密关系
中 景 半 身 个人关系
全 景 全 身 环境及与他人系
远 景 全身及环境 社会关系
表3
其实，在节目拍摄过程中，日常人际交流的空间距离准则也确实潜意识地被采纳和运用，景别的选择经常暗示着媒介人物与观众之间的人际交往空间，比如晤谈时的中景，离别时的远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景别的意义，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电视上媒介人物的景别以中景为主。传统的解释是，之所以以中景为主，是由于电视的清晰度的缘故。以后高清晰度电视普及之后，这种局面将为之改变。中景为主的问题其实可以从电视的收视环境和追求交流感方面得到解释，而并不是一旦高清晰度电视普及之后，中景便在景别选择中失宠了。

５、主观镜头的运用
主观镜头是以节目中媒介人物的视点和视觉印象，或者观众的视点为依据来拍摄的画面。也就是“摄象机、主持人和观众的眼睛‘三位一体’，使得观众获得更多的参与感”。(45)这是用以创造交流情境的最简单而实用的策略。比如两人晤谈时的镜头处理，甲和乙，亮出甲的图像时，是从乙的视角拍下来的；反之亦然。主观镜头在调动观众的参与感方面非常奏效。在大型专题片《广东行》当中，没有主持人或记者在镜前与观众交流，而是在拍摄现场找人带领讲解。讲解人直接面对镜头(观众)讲解。这同样具备很好的人际交流的形式感。
非语言符号的运用，演播室观众的参与，热线电话等等也都是常用的人际性策略。限于篇幅，加上这几个问题已有许多研究者作过充分论述，因而在此从略。

结语：人际性——一场刚刚开始的讨论

电视还很年轻。从1936年11月2日英国BBC首创电视广播之日开始算起，电视的历程也不过60余年。然而在这短短的六十年间，电视的发展和变迁日新月异。正如六十年前，电视时代刚刚启幕之际，谁也无法预料电视作为一个机械盒子竟然演变成了今天“影响最为广泛的大众媒介”，眼下人们也很难预料电视作为大众媒介在未来将会处于何种地位。
当我们的社会里的视听媒介日趋多元花的时候，电视作为大众媒介的现有垄断地位将会有所调整。目前，人们接触到的视听媒介除了电视之外，还有录象机，VCD、电脑等。在这样一个新的媒介环境中，人们的信息获取，无论是内容还是渠道都将是一种多元化的选择。最近的几十年里，大众媒介的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就是由“广播”走向“窄播”。时至今日，人们已经习惯于将收音机与耳机对应起来了，很难再设想集体收听广播将会是怎样的一番情景。不妨看看今天电台的晚间谈话节目,人们带着耳机听＂人生热线＂，收音机几乎象电话一样成了一个非常具有亲密性质的媒介．然而，半个世纪之前，广播却是一种集体收听的大众传播工具。据说，如今在美国的洛杉矶，仅调频一档就有四五十家电台在同时播音，其“小而专”的细分程度是他们提高收视率的法宝。不光是广播，杂志、报纸和电视也都呈现了同样的发展态势。有线电视丰富的频道资源为电视频道专业化的发展提供了基础，这在近些年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电视传播科技的进步使得电视在不断地拓展其可能性，不断地提高其传播能力。不过，正如贝尔纳˙瓦耶纳所言：“机器大大地提高了为新闻工作者服务的可能性，但并不能提高他们本身的工作能力。他们并不因此而更加聪明
，更有知识，也不会更负责任。”(46)传播科技的进步需要我们以开放和发展的眼光来看电视媒介，摈弃经常有的习惯思维，这就是：错将现有技术条件下暂时性的电视传播美学特征当作是永久性的传播观念，乃至奉为教条。这其实也一直是阻碍我们进步的一副桎梏。
新的可能性的获得带来的是电视传播观念的修订和革新。人际性的概念也正是传播科技进步带来的电视传播观念的突破。在人际性的视野里，电视是一个人格化的媒介，是一个人们请进家中的客人。本文正是从人际性的视角对电视传播活动所作的一次考察，我所做的努力及其成果可能还不太成熟，但它是拓展现有思路的一次认真尝试。这个思路就是人际性的思路，我们可以籍此来思考电视新闻生产，也可以籍此来考察电视传播的效果，或许我们会因此而有另样的收获。

注释：
(1)Paul Levinson, Human Replay：A Theory of the Evolution of Media Diss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9
(2)Erving Goffman Behaviour in Public Place New York：Free Press，1963
(3)Joshua Meyrowitz, No Sense of Pla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
(4)安东尼·吉登斯著，李康　李猛译，《社会的构成》北京三联书店，
1998
(5)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和权力》,北京三联书店,1997
(6)朱羽君，《现代电视纪实》，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8
(7) 黄旦，《新闻传播学》，P.2，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
(8) 任远“通过大众媒体实现广泛的人际传播”见《现代传播》杂志，1998年第2期
(9) 叶家铮，《电视媒介研究》，P.22，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
(10) 钟大年，《纪录片创作论纲，p.167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
(11)朱羽君，《现代电视纪实》，P.16-P.82，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8
(12)刘京林，《大众传播心理学》，P.157，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1997
(13)钱冠连，汉语文化语用学》，P.113，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7
(14)同(11)
(15)同(9)
(16)同(11)
(17)马歇尔·麦克卢汉,《媒介通论：人的延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
(18)Joshua Meyrowitz Multiple Media Literacies见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Winter 1998，Vol.48 No.1
(19)贝尔纳·瓦耶纳,《当代新闻学》，P.16，新华出版社，1986
(20)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 ，P.39 London: Verso 1983
(21)郭镇之，《中国电视史》，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
(22)Erving Gofrman，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New York: Anchor，1959
(23)Gynthia Hofiner,Joanne Cantor，Perceiving and Responding to Mass Media Characters in Jennings Bryant and Dolf (Edt),Responding to The Screen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1991
(24)龚文庠，《说服学”》，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
(25)展江，“十五名美国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的经历和素质”，见《现代传播》杂志 1996年第2期。
(26) 叶凤英,“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评选的思考”，见《我们是朋友》，杨伟光主编，人民出版社，1996
(27)叶家铮“论节目主持人在电视传播中的意义与功效”，见《电视媒介研究》P266，叶家铮编著，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
(28)R．Silverstone The Message of TV：Myth and Narrative in Contemporary Culture， Great Britain：Heinemann，1981
(29)丹尼斯·麦奎尔，斯文·温德尔著，祝建华,武伟译，《大众传播模式论》，上海译文出版，1997
(30)喻国明，《嬗变的轨迹》，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31)Clifford Nass and Byron Reeves，Technology and Roles a Tale of Two TVs，Journal of Communication，Spring 1996，Vol.46，No.2。
(32)胡正荣，“1998：媒介与社会互动关系的发展”，见《现代传播》杂志1999年第1期。
(33)Mark R. Levy，Watching TV News as Para-Social Interaction， Lnter/Media
(34)Karl Erik Rosengren & Swen Windahl，Mass Media Consumption as Functional Alternatives， Lnter/Media。
(35) 黄旦，《新闻传播学》，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
(36) 萨空了，《科学的新闻学概论》，香港文化出版社，1947
(37) 钟大年，P110，同(9)。
(38)李彬，《大众传播引论》，新华出版社，1993
(39)李东生，“重中之重：我国电视新闻的现状、发展趋势及需要注意的问
题”，见《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6年第12期
(40)有关补偿网络如何影响传播内容的选择的讨论，详见潘晓耕，“补偿网络：走入传播社会学视野的概念”，《现代传播》杂志1997年第3、4期
(41)John McManus，Market-Driven Journalism ,CA：SAGE，1991
(42)同（11）
(43)爱德华·霍尔著，侯勇译，《无声的语言》，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
(44) Joshua Meyrowitz，Television and Interpersonal Behavior： Codes of Perception and Response见Inter/Media
(45)任远，“电视主持人的类型和基本技巧”， 见《我们是朋友》，杨伟光主编，人民出版社，1996
（46）同（19）

参考文献：
作者说明：本参考文献的目录包括注释中出现的所有文献，也包括一些我为了写作本文而重点参阅的相关书刊。
安东尼·吉登斯著，李康 李猛译，《社会的构成》北京三联书店，1998
爱德华·霍尔著，侯勇译，《无声的语言》，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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