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习

到广州白云机场一下飞机，只见出口处有志愿者举着牌迎接江苏柔道队的战将。一个戴着红帽子的志愿者说，昨天还有专门接待记者的人，今天已全撤了。等我赶到记者大本营广州三寓宾馆，已快中午，记者都不见踪影。因为我拿不到记者证，哪儿也去不了，只好等。好不容易住下，得知同屋的河南记者也姓叶。直到下午2点，小叶才返回，他连声说：“累死了，不想吃饭，就想睡觉！”说完就上了床。我因为要摆弄电脑上网，也不想吃饭。可总是上网上不去，没法子，背上机子，去找朋友——羊城晚报新闻研究所的副主任张跃云。忙到傍晚，还是不能解决问题。闻讯九运会新闻中心又要发布反兴奋剂的新闻，我赶紧回来。

为了解更多的信息，我找到三楼新闻中心的工作处，只见那里早就人满为患。我到了自助餐厅，晚饭没敢吃两口，又赶了回来，好在终于有个位子，可是那机器又出了问题。环顾四周，都是聚精会神的各地体育记者们，他们有的在电脑上写稿，有的在观看广东电视台的现场报道，一边速记着。我一连问了几位记者吃饭没有，希望能有人让让我，可他们头也不抬地说：“没工夫。”河南安阳日报文体部副主任小叶说：“干体育记者这行就是辛苦，吃不上饭是常事。”

在这座宾馆里，住着来自全国各地的体育记者，许多还是老熟人。可自打比赛开始后，就算是来自同一个城市、同一个代表团的体育记者，也很少能碰到一起聊天。即便在电梯里撞见或在新闻工作室里碰上，也常常都顾不上说话。我和南京电台的谢小平虽“同居”多日，常常只是打个照面就各自匆匆奔赴“战场”。在深圳，我去采访快结束的自行车比赛，同屋住的是羊城晚报体育部的记者，可从我住进直到离开，他都是凌晨3点多才赶回，长得什么样我都不知道。

全运会也是个记者的大聚会。常跑体育新闻，记者们彼此也熟悉，但在这信息时代要弄点独家新闻可不容易。记者忙得有许多照顾不到的地方，新闻中心开的新闻发布会都结束了，还有刚刚从别的赛场转战过来的记者到处打听：刚才都说什么了？记者一忙就容易着急，一着急有时就不太注意小节。新闻发布会上有不举手就站起来直接发问的，有打断发言人谈话的，有发布会没结束就打着手机叮叮当当退场的，还有让发言人把话重说一遍，因为他没架好摄像机的…… 在赛场，特别是在田径赛后，只要夺金运动员一下场，就会被记者们团团围住，电视台摄像机对准，话筒伸到嘴边，运动员上气不接下气地回答采访，直到有人来称要检测兴奋剂，运动员才能解围。在广州奥体中心设立的新闻中心里，放着广州当天出版的许多种报纸，还有排满一面墙的秩序表、成绩单。不过由于该中心离记者住处太远，所以大家还得花一个多小时赶回住地，否则没车回只好“打的”，一次就得二三十元，实在吃不消。这次采访九运会的记者，除了正式注册的外，还有许多“编外”记者，他们要自己找地方住。虽然要交转播费，但各地电视台还是派出不少编辑记者和技术人员赶到广州，有些电台为省下这笔“转播费”，就统统换上广电报的证件牌入场登记。各地方报纸记者大多带着手提电脑，中央新闻单位和新华社记者的装备更是令人称羡，摄影记者也带有手提电脑，可以现场用数码相机拍摄后立即传往后方或登上新华网发布。在广州新体育馆九运会体操决赛现场，我见到许多摄影记者架起炮筒似的摄影机，站成一堆人山，引起后面观众的不满，保安跑来干涉，记者们并不理睬。为避免发生不必要的纠纷，保安最终只得怏怏退下。采访外的“磨练”

人民网记者邵毅将“记者逾门墙而走”列为“九运会十大尴尬之一”。他说，九运会主新闻中心设在广东奥林匹克体育场，中心里道路纵横，四通八达。可是却因那扇离新闻中心最近的体育场外面的伸缩门，让2000多名老记遭遇了尴尬。

精明的广东人打起了算盘，参观体育中心的人，必须要买门票，很多原本开放的道路，也就因此被封闭。记者班车站设在体育场外，隔道就是紧锁的电动伸缩门。记者必须绕道数百米到另外一个门才能进入新闻中心，这让争分夺秒的记者大感不便。面对近在咫尺的门，不想为此浪费时间的老记们，也顾不得是否文明，不管是扛着大包器材的摄影记者，还是身材娇小的女记者，都使出各自的翻门绝技，至少每天早上和晚上各来一次。有人幽默地说，权当锻炼身体了。但记者中也并不都是年轻人，这就苦了那些上了年纪的老记者，新华社就有多名记者因为翻门而受了轻伤或撕坏衣裤，以致影响了工作。邵毅还将“几十记者争抢一张纸”归为“九运会十大尴尬之五”。他说九运会兴奋剂检查委员会公布最新兴奋剂检测情况的会议，几乎天天有。每次新闻发布会无论大小都会有几十名记者参加。但作为向新闻记者发放的处罚文件，并没在新闻发布会前复印好，只有一份。一到发布会结束，急于发稿的记者便会团团围住发布官，哄抢一张处罚决定，场面十分混乱。令人遗憾的是，几乎次次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尽管处罚内容众多，涉及诸多技术用语，处罚文件依然在赛后才交给工作人员去复印发放，新闻中心的三个复印机前总是围满了记者。个别赛区的工作人员的行为更使记者头痛。新华社记者奚彬说，在国内外大赛中，及时向记者提供成绩公报早已是最基本的要求。在江门体育馆蹦床赛场，比赛结束，本应随着比赛进程及时更新的“即时成绩”一栏，但居然还是前天晚上比赛的成绩。记者找到组委会负责联络记者的人士，这位先生手中攥着几份成绩公报，却不愿意给众记者散发。他说：“我就这两份，发给你们，我就没了。”随后，他又困惑地问：“你们为什么不能到成绩公报张贴栏上去抄一下呢？”众记者告诉他，所以不去抄，首先是因为张贴栏上并没有张贴最新的成绩公报；同时也因为一张蹦床成绩公报涉及上百个数字，担心写稿时没有正式公报在手，可能出差错。请他带着我们去复印室复印几份，不料负责操作复印机的女工作人员又很不高兴地诘问：“如果你们来一百个记者，难道我还要复印一百份成绩公报发给你们？！” 记者间的珍贵友谊

第一次参加全国运动会这样大型体育赛事的报道，对于我这个长期从事文化报道的记者来说，特别感到有压力。开始我曾有过犹豫，但我觉得既然领导早已决定要我带队采访九运会，就没有推脱的理由。所以这次到广州，就像鸭子被赶上架似的，开始三天真是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到广州的第一天，我就问先到的体育记者小王如何运作，他在江门回电说：“你去报摊上买报，把认为重要的都弄下来，然后改写发回去。”我手忙脚乱地上街买报，又因为摆弄电脑上网耽误了时间，直到晚上12点才慌里慌张地发了一批稿给小王，让他再把一下关。可第二天，我发现广州报摊上的报纸也都上了网，在南京家中也能看到，那还要我们到广州来做什么？于是我决定把采写重点放到现场报道和思考问题上来。我在拿到采访证后，立即与同室的外地记者一道赶往现场，并主动向各地记者求教。同去的20多岁的南京电台记者谢小平跑了半年多体育，对我这个头一次采访大型运动会的老记很同情，主动给我指点。他那一天要发三四次稿的工作热情和紧张程度也使人颇为感动。另外，江苏人民广播电台资深体育记者赵晓文也给我不少帮助。他让我随他去江门、虎门、中山等地现场采访，还把许多领队、教练员介绍给我，甚至连如何乘车、怎样住宿、安排采访程序都一一指点。见我没能顾上参加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他会满场跑来找我，令人感动。赵晓文更让我受益的是他鼓励大家敢闯：“否则你怎么采访到好新闻？”他头一个越过警戒线在珠海边与澳门合影。我也受到鼓励，在田径赛时混入场内，最先采访到苏州“飞鹿”姑娘夺金后的新闻。我的首次“出击”，总算较圆满完成了任务。九运会结束回到报社后，看到内部网的“员工论坛”表扬我们“发稿发疯了”，仅我一人就发回现场报道46篇，其中签发39篇，见报29篇。虽然表扬不少，但我仍感到，由于经验缺乏，我还没能采访到有轰动效应的重大新闻。其实，如能早作准备，我想应当能够做得更好。

(南京日报社叶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