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关注媒体报道的人们一定还会记得：1997年同时去世的特里莎修女和王妃戴安娜在媒体报道中所享有的待遇明显悬殊。有人分析说，戴安娜集美貌、财富于一身，显然是大资本宠爱的对象；而特里莎修女因始终与弱势群体为伍，在传媒上遭受冷遇也就理所当然。国内的传媒跟风而上，关于戴安娜的报道连篇累牍，而特里莎修女的消息只占一小块版面。一边倒的倾向如此明显，不禁令人深思。

　　弱势群体的存在已经是一个不争的社会现实，如实准确地将这一群体的现状加以报道，是媒体职责中的应有之义。

　　美国“报刊自由委员会”在其《自由而负责的报刊》一书中，对报刊提出五项具体要求，其中一项就是报刊应准确表现“社会各成员集团的典型形象”。然而，同样经受商业化和市场竞争浪潮冲击的新闻媒介，其角色定位以及具体的采编原则难免不是完全出自公心，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民主化的媒介是社会与政治民主的重要条件，但现代社会中的大众媒介并非真正民主化的媒体，因为媒介所选择的新闻事件和制造的议题大都有利于社会优势群体。研究发现，少数人(如同性恋等)和弱势群体的形象或者被忽略了，或者被进行负面的描写。批判学派的代表作--阿特休尔的《权力的媒介》中就认为媒介充满了偏见，“新闻媒介自以为对之负责的那个社会充其量不过是白人社会”，从而认为媒介的社会责任是一个含义不清的模糊概念，实践中无法实现。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媒介机构之间虽无本质利益的冲突，但利益的驱动在为媒介竞争带来活力的同时，也不可否认一定程度上出现少数媒介社会责任感缺失，角色定位沉沦的现象。

　　二战后，以美国电影文化为模式的流行文化大行其道，借助英语的普及优势、传播科技的威力以及新奇的商业包装，尤其在全球化背景下更是势如燎原，其中不免鱼龙混杂，菁芜共存。我国传媒行业在吸取其长处的同时，千万不能丧失立场、照单全收。关于戴安娜王妃和特里莎修女的报道无疑为中国传媒业敲响了一记警钟。正如徐永恒在2000年9月29日的《中国青年报》上所说的：“在一个越来越多的领域被市场所影响的社会里，传媒不能置身于市场之外，但也决不能完全被市场主宰。”

　　事实上，弱势群体的出现及形成并不是一个崭新的社会现象。我国政府和社会也一直在为构筑救助困境群众的“安全网”、“保障网”而努力，媒体的相关报道本身就是社会关注的一种反映。当前媒体对弱势群体的报道主要着眼于以下三个角度：从弱势群体个体的角度；从政策规定制度等的角度；从现状、事件、情况等的角度。

　　在关注弱势群体方面，媒体确实做到了及时把握动态，传达政令民情；而且，媒体还主动参与到相关新闻报道的策划中去，比如《广州日报》开办“欠薪追讨”热线，为保障打工仔们的应得利益作出努力，说明媒体在这一主题上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主动意识，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同时，在报道手法上，也逐渐注意到这一领域本身的特殊性，不仅有“从上到下”传达式的报道，还直接走进弱势群体中间，以他们的视角，写出他们的心声；以及对病患者受害者一般采用化名、眼部遮挡等技术加以处理，这些都反映了当前我国媒体对弱势群体关爱意识保护意识的增强。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正视其中诸多需要进一步改进与完善之处。具体地说，有以下几点：

　　1.在具体实践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之前，媒体及其从业人员要端正自己的态度，平视他们的存在，尊重他们的要求，而不是怀着一种优越感俯视他们。陆幼青在《生命的留言》中写道：“癌症病人是孤独的，他们头顶上有一张无形的网”，“(媒体)常会用很肯定的语气报道一些肿瘤研究领域的新进展，这样的讯息对于日夜挣扎在死亡边缘的癌症患者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啊，很多人会付诸行动，投入到对某种植物狂热的追寻中，或费时耗财地得到，却不知道怎样应用，更多的是空手而归”，“癌症患者为此投入的时间金钱尚可计数，但是这种屡屡失望造成的心理打击却是致命的，没有生存的信心纵有良药又如何呢？”尽管陆的措辞尽量客气，我们还是不难感受到一个生命垂危的人在受到媒体的“捉弄”后的愤怒与失望。不负责任、轻浮草率的文字背后是服务意识淡漠的理念在作怪，而其中除了操作上仍需改进的客观原因之外，恐怕还有新闻从业人员对求助者的不尊重甚至冷漠。

　　2.在对弱势群体的整体关注面上，还存在着不够全面的地方。弱势群体本身是一个含义广泛的概念，这决定了对其报道不是一个简单的报道与否和报道多少的问题，而是涉及到一个报道领域开发问题，同时也就涉及到培养从事此报道领域的专职人员，以及设立固定版面、栏目，定期出版、播出等一系列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的东西。从实例分析来看，这一点我们的媒体做得还远远不够。

　　3.在相关报道中，根据事实变动作出的伴随的被动的报道居多数，媒体主动关注的意识尚且不足。不少报道缺乏追踪、后续，没有深入开掘，这样必然使得报道的力量大打折扣。中国人民大学的喻国明教授认为，商业的介入，使某些媒介更多地去迎合受众而非引导受众，媒体市场竞争的压力越大，迎合的趋势就越明显。毕竟，主动引导是需要一些距离的，是依赖媒介将其采编意识、运营机制置于一个既不脱离群众生活，又适当高于群众生活的基础之上，有时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弱势群体很显然在社会地位、消费能力等方面处于劣势，可能就被排斥到一些服务意识淡漠的媒体的报道范围之外。然而，适当、正确地对弱势群体予以关注，虽然引导可能会付出代价，但当这种努力为社会认可时，获得的回报也是丰厚的。

　　4.在对弱势群体的报道中，存在着“治本不够只治标”现象。表现在只报道事实不解决问题；后续报道不足；虎头蛇尾蜻蜓点水等方面。媒体不但要采用多种报道手法从多个报道角度对事实进行充分报道，由此形成足够大的舆论声势，对体制、制度所存在的不合理的地方产生促使其变革完善的压力；同时，媒体不仅要善于报道，还要善于分析，虽然具体情况有具体特点，但相似的社会事实之中还是有规律可循的；除了充分报道找出规律之外，媒体还可以通过组织专家论坛等形式，提出建设性意见和有效解决问题的办法，从治本上下功夫，从而起到促进问题有效解决和预防此类事情再度发生的作用。

　　当然，在对弱势群体进行关注的问题上，能切实起到实际效果的“主力军”并不是媒介。《广州日报》开办“欠薪追讨”热线，从另一个层面来看，正是某些社会职能部门工作做的不尽如人意的反映。在促进社会制度完善方面，媒介是先锋队，监督者，但不能越俎代庖，正如《工人日报》新年伊始时曾说：光靠媒介“济弱扶贫”是远远不够的，关键是传媒依靠其独特的社会功能呼唤全社会的奉献爱心，发起实实在在的救援之举，并且促进社会救助制度的建立、更新与完善。

　　柯杨：中国社会科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