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是报人，近水楼台地便有了好几份报纸在手里，办公室里又订有多种“外报”，花花绿绿一大堆，留心看看，现在的报纸是越办越厚，越办越花哨，记者的稿子也是越写越长，越写越“生动”，翻开报纸，确实是满篇的热热闹闹，如果埋头进去，几个小时出不来，但仔细想一想，又看到了什么？

　　有一回，见一同事在看报，哗哗哗！三下两下翻完了，随后是一声感叹：唉，这么多报，值得看的内容没多少。

　　从那花花绿绿热热闹闹中看过去，可能就是一堆泡沫吧。

　　我们常常发现，同一篇文章出现在多家报纸的版面上。有时几张报纸对照着看，就会看到，A报纸的“本报特稿”，第二天就会“及时”地出现在B报上，甚至会同天出现。还有的时候，看到一篇内容差不多的文章，作者却天南地北，既是张三又是李四。更有一些报纸的版面上，经常刊有可读性极强的特稿，此类稿件往往生“色”，引人下读，你津津有味地读了，发现文后有注明：文中人物为化名。让你一头雾水，不知该文是真是假，是新闻还是创作。去年年底，有媒体评出“2001年十大假新闻”来，而这些假新闻篇篇都“真”得不得了，新闻要素样样不缺。比如《北京青年报》7月22日报道的美国医生怀特将赴乌克兰操刀换人头；比如《羊城晚报》3月14日报道的“错位夫君夜换娇妻30年”，读起来还挺引人入胜。

　　林林总总，诸如此类。

　　而这一堆新闻泡沫的背后，却是报人的心浮气躁，是报人社会责任感的缺失。
　　有些报纸，不管社会责任，不管格调高低，心里想的，眼里看的，只是能不能换回票子。报纸一窝蜂地扩版，版面多了，稿子便闹饥荒，编辑愁无米下锅，不仅采用“一稿多投”稿自然得很，急了，直截了当地把人家版上的稿子“拿”来一用也是有的事儿。甚至因为急功近利，编辑不去弄清稿件真伪，只为拉住读者眼球，便让一些“好看”的稿子上版，这让很多自由撰稿人讨了便宜：只需坐在电脑前“妙笔生花”就行。这些自由撰稿人也把现在的报纸琢磨透了，他知道你最想刊载什么样的稿子，也知道不少版面是虚版以待，便要什么写什么，然后批发出去，净等着拿银子就行。如此，假新闻便满天飞，同行再争相转载，结果是以讹传讹。

　　而很多记者，习惯于浮在上面，沉不下去，只跑衙门，不跑基层，采访靠打电话，写稿摘材料。其中不少记者因为有高数量的任务压在肩上，完不成，恐怕岗位就呆不稳，于是就得拼命凑数，而最省劲的办法就是，从网上粘贴新闻，反正网上的东西多得很，拿过来拼拼拆拆，署上自己的名便见报。

　　对于报人，我觉得能不能“妙手著文章”在其次，是否“铁肩担道义”却马虎不得。为读者提供真实可信的新闻，是报纸的本义，更是报人的本职。无论古今中外，也无论环境如何变化，报人的社会责任感都是永恒的。

　　法拉奇是20世纪世界上最为著名的采访者和战地记者，美国教授们以她的《风云人物采访记》一书来讲解采访技巧。但我更佩服她的勇士般的采访作风：1967年，她作为《欧洲人》的记者，为获得越战的真实情况，主动要求去越南，开始了长达8年的战地采访生涯，身处血腥的战火之中，她既采访越共领导又采访普通士兵，数次履险，有时炮火就在身旁，却发回大量精彩报道。我想，法拉奇的著名，不仅是因为她的新闻报道写得风格独特，也不仅是因为她有办法采访到各国高层领导人，更是因为她具有为实现采访而不计代价的精神。这是一位报人应该具备的一种可贵的采访作风，与能力无关。 　　另一个让人敬佩的人物是《纽约时报》的席汉。关于越南战争，当时在美国当然被宣传为“正义”，多数人是支持越战的，但席汉作为战地记者在越南经过了出生入死的采访之后，认为有必要写出一个真实的越战，为此他向《纽约时报》请准了两年的假期，开始了他的采访工作。而书的出版却遭到了波折，他甚至被牵涉到了法律案件里了，但为了“留下有意义的东西”，他义无反顾。这本叫做《一个光辉的诺言：从范安看美国如何卷入越战》的书，16个年头之后，才得以出版，而为了这本书，席汉与妻子苏姗生活曾经无以为继，仅靠苏珊的稿酬度日。

　　支撑席汉的是什么？正是记者“铁肩担道义”的社会责任感。

　　作为普通报纸的普通记者，我们远离战争，也不会每天都遇“重大事件”，但日常生活中的新闻报道一样需要社会责任感。每一件稿件的采写、编辑，都应该以真实为生命，为读者负责任，这应该是报人的基本素质。人为地制造一堆新闻泡沫，表面上或许可以把读者哄住了，可当读者把泡沫拂掉，看到了泡沫下新闻的虚假，他就会失去对报人对媒体的信任。 　　我们该记住，一张报纸的后面，是千千万万的信任你的读者，为了他们，必须装一份责任感在心中。

　　郭爱凤：女，大众日报文体中心主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