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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看来，《对话》节目最大的问题是缺少尖锐的交锋。我知道中国文化讲究平和，所以我们的主持人大都显得比较温和，比如崔永元，用笑眯眯的风趣调侃放松了紧张的肌肉，回避了辩论的锋芒。但是《对话》不同于《实话实说》，后者更像一个老百姓恳谈会，讲出心里的话。虽然从宏观上说，都属于一种人际对话，但是《对话》节目的对话应该更专业一些，就好比记者采访的提问和普通人的问话之间的差别。

　　由于缺少交锋，使得《对话》节目看上去更像一种表演秀，主持人给人的感觉是注意力不够集中，好像既要照顾台上嘉宾，又不能冷落了台下的特邀观众。如果我们看美国CNN电视谈话节目主持人拉瑞金的对话节目就会发现，他的注意力十分集中，这不仅仅是因为倾听，更重要的是能够形成一种语言交锋。不能狭隘地把交锋理解成为吵架和出难题，交锋可以产生思想的火花，能够使观众看到对话者更真实的内心世界。　　当然不能否认的是，《对话》和《实话实说》都不能现场直播，这就直接限制了这种节目的交锋能力。所以才有北京电视台播出音乐家谭盾退场的那集《国际双行线》节目后引起的风波。

　　在中国媒介领域，存在着一种有趣的经济部现象，就是经济部常常聚集着一群优秀的人才，他们搞出的一些东西似乎不像是经济部的产品，人民日报的经济部如此，央视的经济部也是如此。在新闻中心打头冲锋以后，推动第二波改革的通常是经济部，在央视的《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之后，我们看到了《开心辞典》、《幸运52》和《对话》。这些产品看上去与经济部又有关又无关，比　　如《对话》节目会请许多经济界的大人物，但是它的节目形态是典型的对话式。

　　平心而论，中国缺少这样的《对话》节目，我们缺少与名人和大人物面对面的机会，如果说《实话实说》节目是小人物和小人物的交流，那么《对话》节目就应该成为小人物和大人物对话的舞台。当小人物和大人物对话的时候，如果没有交锋式的沟通，那么我们有可能看到的是更多的怯场和表演。在目前的《对话》节目中，我更多看到的是对话的技巧，主持人在吸引着我们去发现大人物之所以成为大人物的原因，也就是说，节目的形式常常大于内容。有时会使我们走入一种怪圈，好像正是因为某个大人物才吸引我们看这个节目，而大人物说了什么并不重要。这些大人物来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好像就是展示他们的个人魅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这个节目的现实价值。　　在《对话》节目的主持人方面，央视又采用了惯用的群体模式，就是由几个主持人轮流主持。这种模式渗透在央视的许多节目中，如《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甚至《实话实说》节目在初创时也是采用这种方式。这种模式固然体现了央视人才济济，地方台在这方面望尘莫及，但是它也暴露了一个问题，就是群体主持人难以给节目树立个人魅力。比如，《实话实说》节目在经历几个主持人的试验和摇摆后，固定在崔永元的特点上，使该节目增加了很大的亲和力。这并不是完全否定群体主持人制，实际上，《焦点访谈》在使用群体主持人方面还是很成功的，这一方面因为《焦点访谈》突出的是记者主持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个节目在中国的媒介话语中占据了太重要的位置，几乎很难想像这样的重量能够压在一个主持人身上。这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状况类似，北京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报可以有署名的本报评论员出现，但是人民日报就很难突破这一点。　　当我们想到《实话实说》这个品牌时，很自然会联想到崔永元。主持人和节目在这一点上是互动的，有时很难说清楚是主持人撑起了节目，还是节目捧红了主持人。在CNN主持人拉瑞金的节目中，他个人的节目感召力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地步。但是如果说到央视的《对话》节目，我们会首先想到什么，一群经济大腕，还有几个学历层次很高的主持人，很多人会因为特殊的嘉宾而看那期节目，而主持人在这里似乎退席了，有的观众可能会喜欢《对话》中某个主持人的风格，结果《对话》的几个主持人在某种意义上起到了分化观众的作用。

　　在写这篇文章时，正好赶上北京广播学院艺术类本科招生，我做了一个随机调查，发现这些喜欢电视的高中生在比较《实话实说》和《对话》节目时，好像更喜欢后者。这让我有点惊讶，我原来以为《对话》节目的定位对象并不是针对中学生的。他们喜欢《对话》的原因也挺有趣，他们认为看《对话》可以让他们长知识，可以看到那些名人的成长经历，发现大人物的成功精神。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对话》节目创办时的初衷，或许是这个节目的一个不错的副产品。要知道这些喜爱电视的学子将来是要进入电视界的，他们的电视观念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电视的未来。

　　我想要说的是，中国社会需要各种形式的对话，每年一度的两会是一种社会范围的政治对话，而在媒介对话领域，电视扮演了更加重要的桥梁角色。从中外电视比较来看，目前我们非常缺少的就是对话类节目。从理论的角度看，对话类节目和谈话类节目还是有明显区别的，前者强调要对起话来，不是自言自语的脱口秀，对话就不可避免要有交锋，没有交锋的对话就是各说各话。

　　刘宏：男，北京广播学院副教授。